书评丨毒药的双面“东说念主生”：宫斗用具若何变身治病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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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医学史上，毒物被闲居诓骗在不同的疾病与日常养生，且在不同的布景下，其脚色也一直在变化：宫廷斗争的杀东说念主用具、君主“羽化”的灵丹仙丹、士大夫的解压神器、中药现代化的奏效案例……可见，毒药的历史不仅限于医学规模，它联贯了文化、政事、经济和宗教等各个层面。

“毒”在古代日常糊口中饰演什么样的脚色呢？不同文件中，“毒”有几种含义呢？抛开剂量谈毒性简直是耍流氓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后生副推断员刘小朦，围绕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副讲授刘焱安分的作品 《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事》，谈判毒在不同文化布景和不同学科中的脚色调度。

《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事》

刘焱 著

朱慧颖 译

毒药的文化列传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后生副推断员 刘小朦

2008年，国度清史纂修工程发表了一项要紧推断效率，推断东说念主员对光绪帝遗体的头发、骨骼和衣物进行了取样检测，发现其中砷元素的含量显着高于正常值。经过详备的科学检测和数据分析，课题组最终得出论断：光绪帝系砒霜中毒归天。但是效率的发布并未让这桩历史谜案画上句号，科学检测概况不错揭开光绪帝归天的胜利原因，却无法百分之百信托下毒之东说念主，尔后者对于清代宫廷政事而言一样更为伏击。但还是让咱们来望望这种广为东说念主知的毒药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亭栋发现三氧化二砷对休养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具有权贵的疗效，因而让这种历史上威风扫地的毒药欣慰了重生，这无异于一项现代版的“以毒为药”。 从宫廷斗争中的杀东说念主用具到中药现代化的奏效个案，砒霜从毒到药的戏剧性更始摧毁了现在不雅念中两者可想而知的对立。

固然咱们承认“是药三分毒”，但在很厚情况下，这里的“毒”时常被交融为在休养中需要被躲闪或减少的“反作用”；而另一个咱们所熟悉的俗话“以毒攻毒”，则示意着“毒”只好在特定的极点情况下不错作为休养技能使用。换句话说，咱们现在所交融的“毒”大体上是负面的、无益的，而“以毒为药”的休养政策则是较为疏远而专有气象。但这种不雅念自古如斯吗？古东说念主若何意志毒药？若何使用毒药？在宫闱秘史的猎奇故事与科学高出想法的叙事除外，咱们又该若何陈述毒药的历史呢？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副讲授刘焱的新著《以毒为药》便从“毒”这一习以为常的见解启航，从医学学问、休养实行、体魄感等角度为读者天真陈述了中国古代对毒药的默契与使用。该书英文版于2021年由华盛顿大学出书社出书，并赢得2023年度好意思国医学史学会韦尔奇奖章（William H. Welch Medal），这是继其导师栗山茂久的《体魄的说话》（1999年出书，2001年获奖）之后，第二部获此盛誉的中国古代医学史作品。

在中邦本草与药物史规模，中国的医史推断者早期多聚合于文件的整理与考释；在与西方博物学作念对比的历程中，中邦本草的分类体系亦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近十年来，跟着史学界的“物资转向”，药物史也成了医疗社会史规模新的增长点。在物资文化史的视角下，个别药物——比如东说念主参、大黄、槟榔、冬虫夏草等——的社会生命或文化列传成为推断的主流。在这类推断中，药物的使用、破钞及全球流动成为伏击的关注点。不外，栗山茂久指出，固然单独药物的社会史推断确有其价值所在，但全体性把执药物的“历史生态学”则更具挑战性。刘焱的《以毒为药》践行了其导师的理念，好坏地把执住中古中国药物学问与医疗实行中的伏击见解“毒”，并从此启航，展现了一部涵盖医疗、文化、政事、市集与宗教的全景式图像。 “毒”是其切入点，而更遍及的“历史生态学”则是其落脚点。正如杰里米·格林（Jeremy A. Greene）和瑟乔·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指出的： “对东说念主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形而上学规模而言，药物可充任一种叙事用具，用以探究增强并守护其使用的政事、经济、文化与信仰成分；它也可作为一种追索用具，用以敷陈学问、成本与东说念主群在全球的复杂流动。”

自2010年傍边以来，英文体界逐步兴起了对于“毒”的推断，着名医学史家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将其称之为医学史与医学东说念主类学规模的“毒物转向”（toxic turn）。“毒”在历史中有着多重面向：它不错是谋杀或战争的用具，不错是令东说念主上瘾的毒品，不错是东说念主们在捕猎、除虫、休养与印染时使用的日常之物，也不错是环境中的稠浊物。因此，在学者运行反念念这些“有毒”的历史之前，它们一样散布在医学史、法律史、食物史与环境史等诸多规模。这些推断固然主题互异，但王人把“毒”视作当然与文化的中间规模，把稳在社会文化的端倪下妥当毒的历史。较早对于“毒”的推断聚合于十八世纪之后，更多推断近代社会或殖民政权对千般毒物的推断、默契、界说与看护，并将其视作“现代性”的表征之一。近来对于“毒”的推断冉冉聚合于医学史规模，关注毒在休养实行与学问巨擘建构中的中枢性位。2021年便有三部对于“毒”的医学史/医学东说念主类学的作品出书，分别妥当了中古中国、近代早期的欧洲与现代藏医学中对有毒药物的默契与利用，《以毒为药》即是其中之一。

“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这句华文汇注合的打妙语时常被用于千般科普文件之中。尽管欠缺一定的准确性，它但却与文艺修起时辰着名大夫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 1493-1541）的名言有着异途同归之处：“世上莫得什么东西不是毒药，是正确的剂量辩认了药与毒的界限。”帕拉塞尔苏斯的不雅点奠定了西方近代毒理学的基础，也成为西方医学史上药、毒分离的伏击一环。 刘焱指出，固然中西方传统医学王人有着诓骗毒药的传统，但其对毒的魄力却有着显着的分化。西方医学从公元一生纪运行冉冉将所谓“完全毒药”从药典中剔除，而有毒药物却一直是中国古代药学的中枢内容。

固然专科中医对有毒药物的使用并不生分，但在普通东说念主的日常默契中，中草药一样是自然、和顺、安全无毒的。这种默契是一种现代性的产品，当咱们转头古代文件时，它便会遭到极大的挑战。《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的记录，《素问》也有“毒药攻邪”的说法，这些王人标明了毒与药之间的密切关联。作家最初从字源学与文件学的角度追索了“毒”的多重意涵。在《说文解字》中，除了“害东说念主之草”，“毒”还被讲授为“厚”；在早期医学文件中，“毒”指代强烈之药。这王人体现了“毒”所具备的正面意涵。“毒”的两面性在药学文本中得到了更凸起的体现：在《神农本草经》中，有毒无毒是三品辩认的伏击依据；《本草经集注》也记录了多种诓骗毒药的方法，包括剂量截止、药物配伍和炮制加工。

对词义的追索论证了中国古代毒药在践诺论之上的可塑性，接下来的章节则展现了围绕毒药建构的复杂的意旨之网。作为一部受“物资转向”影响的作品，豆瓣上的几位读者却狐疑于其中物资文化属性体现不彊，反而更多地在谈判念念想、学问、巨擘、体魄感等诸多似乎与“物”异梦离心的话题。确切，华文读者所熟悉的物资文化史与破钞想法和日常糊口密切联系，这类推断关注物资在坐褥、交换与破钞历程中被赋予的象征意旨，尤其爱好物在构筑东说念主际关系与社会区隔中的作用。但这种取向中过度的社会建构想法曾受到科技史家白馥兰的品评，她驳倒说念： “在赶紧发展的（物资文化推断）规模中，学者将工艺品动作一种现成的物品或黑箱，无论在坐褥还是使用阶段王人在践诺上忽略了它们的物资特点或物资局限，转而聚焦于破钞与阐释的标志学。在这种分析端倪下，工艺品造成了恭候被填充意旨的空瓶子，在阐释中简直有着无穷的可塑性。”

而现在的科学史或学问史规模，则将物视作一种“社会-技巧系统”或“聚合”（assemblage），并强调详细的不雅念、表面、学问体系产生于东说念主通过身手与周围物资宇宙的互动之中。因此， 通过“物”的透镜，折射出的不单是是东说念主赋予其的象征性意涵，还相对于物性的默契、处理物的身手、使用物的体验等等，后者则与物自己的特点密切联系。具体到毒药的例子，毒药在中古社会被赋予的意旨与它自己效用的两面性偏激强烈的休养特点祸福相依。正因毒的潜在危害，医者需要诓骗一系列的技巧技能进行操作处理；因其强烈的性质，毒被用于抗争鬼神所致的致命疾病；因服用毒药带来的稀薄体魄体验，五石散与丹药被赋予了稀薄的价值。

要是以学问史的视角来看来此书，概况会更了了地意志到作家立论的重心所在。第二章到第四章固然主题互异，但王人在谈判一个学问史上的经典论题： 学问与巨擘。学问就是权柄：谁掌执学问，谁可评判学问的正确性，谁可声称学问的正宗性；什么学问是主流，巨擘性的学问文本若何被创造性地在方位被挪用；什么学问被摒除为歪路左说念，被主流摒除的学问群体若何抵触——诸如斯类问题，王人潜入体现了学问的坐褥深深镶嵌在权柄汇注之中。南北朝时辰的医者试图通过编纂医书要领制药学问，并把市鸠合的采送之家与药商降低为身手幼稚、荣华不可淫之徒。唐代要领医药看护轨制、编纂《新修本草》，一方面意在为多元混合的药物学问提供国度背书的巨擘性文本，另一方面也象征着中央向方位的权柄渗入；但在巨擘性文本的使用中总要靠近方位环境与资源的现实气象，方位性学问并未跟着国度药典的编纂而消弭。中古疫病流行、鬼神致病不雅与对蛊毒的心焦不仅带来了医学念念想的变迁，同期也潜入影响着隋唐帝国的国度处分。对现在读者而言，医学与政事产生关联似乎是现代群众卫生兴起后发生的气象，但从春秋期间的“上医医国”，到唐朝的“治国如治病”，再到宋代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政事性的医学隐喻在中国古代文件中不竭如缕，中国传统六合不雅中的东说念主体、国度与六合之间也存在着互相感应的关系。因此，交融中国古代的政事文化，医学亦然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家在第五章通过孙念念邈的医案记录，推断了科学史中一个被反复论及的话题： 训诲（experience）。在西方科学史推断中，训诲/实验被视为近代早期科学革射中最为伏击的意志论发展之一。正因如斯，在其他文静的传统科学中寻找“训诲想法”的萌芽便成为科学史的伏击论题之一。这种取向虽有其意旨所在，但概况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训诲是否能组成中古医学的伏击意志论取向之一？个东说念主训诲与古代巨擘在学问坐褥中存在奈何的张力？这些问题光显难以通过孙念念邈的个案来作出回答，不外作家将方书的编纂看作与本草的注疏传统极为不同的模式，这也指示咱们爱好不同医学文类的编纂所带来的新的学问传统的出现。

本书临了两章概况是最别有洞天的部分，它们关注了两类在中古中国广为东说念主知的“毒药”： 五石散和丹药。这一主题触及了古东说念主使用毒药更为潜入而终极的指标： 强身与羽化。由于服散与服丹在中古士东说念主中闲居流行，前东说念主对此多联系注。但是在考索服食之风的盛衰历程之后，前东说念主推断多强调其对体魄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本书则别具肺肠，尝试从体魄感的角度来讲授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尽管古东说念主对服散与服丹的争议握住，但为何这一习尚自魏晋至隋唐数百年间长盛不衰？作家论证，中古士东说念主、医家与羽士并非对石药和丹药的潜在危害一无所知；与此相背，他们时常会强调这类药物需谨防折用，如有不当，它们便会更始为致命的毒药。但是毒背后的弘大效用与服药产生的强烈体感却让古东说念主信托，这是强身与羽化的必经之路。

《以毒为药》不仅将毒药置于中古中国的社会文化布景下进行妥当，行文中也握住体现出作家宏不雅的相比视线。作家好坏地指出，中国古代“毒”的两面性与古希腊pharmakon一词有着异途同归之处，后者亦兼具“治病之药”与“害东说念主之毒”的意涵。固然作家合计中国帝制期间并莫得出现西方传统医学中的药毒分离趋势，但自宋代之后，毒的负面形象更为突显，在六朝隋唐流行的服散与服丹之风衰竭，医者对竣猛之药的使用渐趋保守。这些气象是否评释晚世中西传统医学对毒的魄力有着一定的趋同发展？这概况是值得进一步追索的问题。相较于医学念念想，药物的跨文化传播与相比似乎有着更强的可行性。多样传统医学一样存在着相异的六合论与体魄不雅，因而在跨文化转译的历程中一样会遭受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对药物而言，固然对药效的阐释仍然离不开医学表面，但药作为一种不错被不雅察、神态的客不雅事物，它与实行而非表面传统有着更强的关联。

固然本书谈判的期间距今已过千年，但作家仍有着强烈的现实热心。结语中提到了青蒿素与三氧化二砷的奏效案例，也提到了马兜铃酸事件引起的中药安全性争议。这也指示咱们，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咱们也难以把“药”和“毒”化约为粗陋的二元对立规模。二十世纪以来中医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也在很猛进程上导致了对传统医学的纵脱化默契，好多中西医的对立形象便产生于此，中药自然无毒的群众形象即是其中之一。 近来，许多近代医学史的推断指出了中医盼望化形象出现的历史渊源，而古代医学史则越来越起劲于于发掘传统医学体系的多元与异质性。从这一角度来看，《以毒为药》又在中古史与医疗社会史规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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